《打算一直单身吗》
近几年，婚姻相关的话题频频引发争议。许多女性察觉婚姻是一种桎梏，不再愿意步入婚姻的殿堂，甚至尝试各种方式逃离婚姻。
不得不追问的是，既然婚姻存在诸多问题，那么，为什么它依然能延续几千年？
如今全世界的婚姻制度似乎都在朝一个方向前进，一夫一妻、自由恋爱、法律保障……这样的制度走向，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文化的偶然？
讲述｜於嘉
01.
婚姻最初，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学术界对婚姻的起源有很多解释，其中最被广泛接受的是经济合作说。
想象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没有稳定食物来源的时代，一个人独自生存非常困难，需要一个稳定的合作单位。人们如果外出狩猎，可能几天都没有收获，甚至可能受伤或者丧命。采集果实虽然产量相对稳定，但是营养又比较单一。
而且在狩猎和采集之后，还需要有人加工这些资源，剩余的资源还需要被看守。尤其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人们还需要防御野兽以及迁徙，女性在怀孕之后劳动能力也会下降，生育之后又需要照顾幼儿。更何况，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婴儿出生时极其脆弱，需要持续多年的资源投入和保护才能独立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人组成一个单位，就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当一方收获不好的时候，另一方可以补充，这种分工合作极大提高了生存率。并且这种经济合作的模式在不同环境中展现出极强的适应性。
《我选择了不结婚》
在北极圈的因纽特人社会，男性负责捕猎海豹和鲸鱼，女性负责处理兽皮、制作衣服和准备食物。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这种分工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生死攸关的生存策略。
在某些游牧民族中，甚至发展出了季节性婚姻。冬季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结婚，夏季则分散放牧，彼此分开，秋天再重新组合。这种灵活的婚姻形式恰恰说明，婚姻的核心是适应环境，降低生存风险。
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经济合作说和社会交换论高度契合。社会交换论提出，所有的人际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交换，大家投入成本并且期待回报。那么，婚姻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长期互惠契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婚姻是一种交易，夫妻双方各自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在婚姻市场上进行交换，最终形成的婚姻组合或者夫妻组合，可以通过分工而提高整体的效用。
更重要的是，婚姻为这种长期的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养育孩子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投入，稳定的契约关系才能保障更多人愿意进行这样的长期投资。婚姻提供了一种承诺的机制，让双方都有动力为这个长期的项目持续投入资源。
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婚姻最初的本质确实是一个经济的契约，是为了生存。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婚姻是一种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降低个体风险，尤其是在抚育后代上，婚姻为这种需要长期投入、回报周期极长的投资提供了组织形式和激励机制。
但是，如果婚姻只是为了经济合作，那为什么即使在物质充裕的社会，人们还是要结婚？
十九世纪的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补充观点。他认为，嫉妒可能也是婚姻制度的情感基础。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需求，婚姻还需要情感上的需要。原始的占有欲驱使人类（尤其是男性），让他们非常想独占配偶，这种个体的嫉妒心理逐渐演化成了集体的社会规范。
韦斯特·马克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全球各地的婚姻制度，他发现，即使在大众认为的，最原始的社会中，也有关于性忠诚的规范，虽然形式不同——有的地方可能对于通奸的惩罚是死刑，有的地方只是罚款，有的地方要求双方都要忠诚，有的可能只要求女方忠诚……
但是，无论如何，排他性的原则几乎普遍存在。比如在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等岛屿社会，对女性在青春期与婚前的性行为相对宽松，但一旦缔结婚姻，通奸通常在习俗法或者正式法律下受到严厉的社会与制度性制裁。
也就是说，嫉妒可能不仅仅是婚姻的一个副产品，也恰恰是婚姻的起因之一。人类的情感需求和经济需求共同塑造了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进入到农业时代，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那就是私有财产的出现。于是婚姻在许多社会又被赋予更强的继嗣和产权的功能。
《生呀死呀父亲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私有财产。当人们开始拥有土地、牲畜、工具这些财产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财产应该传给谁？如何确保财产在血缘内传承？
在母系社会，孩子的母亲是谁总是确定的，财产通过母系传递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在很多社会转向父系继承之后，问题就变得复杂。在没有DNA检测的年代，如何确定孩子的生物学父亲？就需要通过婚姻制度来规范性关系，保证血缘的纯正性。
在古代中国，可以与女性解除婚姻的“七出”之条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贞。为了确保女性没有婚外性行为，往往要限制女性的行动范围，“内外有别”的性别观念期望妇女以居家为本，减少外出和公共交往，由此确保父系血统的确定性。婚姻就成为了确立继承权的关键机制。
婚姻作为财产继承的机制，也不仅仅是确认生物学血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努尔人发展出了“鬼婚”制度。如果一个男人还没结婚就去世了，他的兄弟可以用死者的名义娶妻，生的孩子也算死者的后代。
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恰恰说明：在财产继承上，血统并不完全是生物学概念，而是可以通过社会规则来建构的。“鬼婚”的核心逻辑是确保死者的社会身份得以延续，防止家族财产因为死者无后而旁落或被重新分配。即使没有生物学血缘，也要通过婚姻制度来确保财产有合法的继承人。
其实，婚姻制度的出现并不是针对单一问题的回应，而是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多功能的解决方案。
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两个人组成稳定单位，分工协作，共担风险，这是为了生存的合作需求；而为了满足人类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理，需要利用婚姻建立排他性的情感联结；而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则需要确认血统来完成私有财产的传递和继承。
在群体交往中，婚姻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联盟。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更是两个群体建立关系的方式。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婚姻的本质是群体之间的交换和联盟。通过婚姻，不同的群体可以建立和平关系，扩大社交网络，在资源匮乏时相互支援；通过婚姻，原本可能敌对的群体变成了亲家。
很多历史记录中，都有非常精密的婚配规则和姻亲网络。随着社会规模扩大，这种联盟的功能变得更加复杂和重要。
在部落社会中，联姻可以化解世仇，建立贸易关系。在早期国家中，联姻也成为扩张势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晋之好”，就是通过联姻维持两国关系的典型例子。汉代的和亲政策也是通过婚姻来换取边境的和平。
到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婚姻的联盟功能发挥到极致。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最为典型，通过非常精心安排的联姻网络，这个家族一度控制了大半个欧洲，包括西班牙、奥地利、荷兰、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
《生呀死呀父亲呀》
即使在平民阶层，婚姻的联盟功能也非常重要。两个家族通过联姻，可以整合土地，扩大生意，共享社会资源。在传统中国社会，门当户对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出于确保两个家族能够形成有效联盟的实用性考虑。
所以，婚姻的联盟功能和经济合作、情感独占、财产继承一起构成了婚姻制度的多重维度。
这样看起来，婚姻有点像瑞士军刀，有刀片、开瓶器、螺丝刀、剪刀，每个功能都能用到，但当一个人买它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需要其中的一个功能。有趣的是，不同时代的人，打开婚姻这把瑞士军刀，最常用的功能可能完全不同。
几千年前的人，更需要用到“财产继承”的功能，确保家业不外流；中世纪的贵族，最爱使用“政治联盟”的功能，通过联姻来扩张势力。
这种多重功能的叠加，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婚姻制度如此稳固。它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时代设计出来的制度，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吸纳新的功能、适应新的需求而形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人试图改变或者脱离婚姻时，总会发现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它早已深深嵌入到社会运转的各个层面。
02.
爱情，如何改变游戏规则？
历史学家史蒂芬尼·库兹在《为爱成婚》中提到一个可能让人失望的真相：爱情成为婚姻的基础只是最近二百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把爱情和婚姻联系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甚至荒谬的。
因为爱情太不稳定，太转瞬即逝了。两个人今天爱得死去活来，明天就可能形同陌路，甚至变成仇人。与爱情相反的是，无论婚姻的经济合作、情感独占、财产继承还是政治联盟功能，需要的都是稳定。用爱情这种不稳定的东西做婚姻的基础，简直是在拿社会秩序开玩笑。
《生呀死呀父亲呀》
在很多文化中，爱情和婚姻其实是两条平行线。古罗马人认为爱情是一种疾病，理性的人应该尽量避免。中世纪的骑士可以爱慕贵妇人，但是绝对不能够娶她。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到“发乎情，止乎礼”，也是类似的道理，感情要服从礼教。
婚姻的起源是多重因素的结合，每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中，重要性都不尽相同。爱情是最晚加入婚姻的元素，而且一加入，就改变了婚姻的整个游戏规则。因为爱情彻底颠覆了婚姻中的权力结构。
在传统婚姻中，择偶权和婚姻决策权掌握在父母手里，家族长辈手里，宗族的集体意志里。这种权力配置不是偶然的，它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的：确保婚姻成为家族资源整合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
两个人合不合适，评判标准是家族利益能不能最大化，比如田产能否连成片，门第是否相当，政治联盟是否稳固。这是一种高度理性化、可预测的安排。
但爱情的逻辑是反理性的、不可控的。一个人无法命令自己爱上一个符合家族利益的人，也无法阻止自己爱上一个“不匹配”的对象。当爱情被确立为婚姻的合法性基础，权力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从家族的集体决策转向个体的情感选择。这不仅仅是“谁说了算”的问题，而标志着个人主义对家族本位的颠覆。
爱情的引入也使得婚姻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婚姻是一个“向外”的制度，它服务于家族的延续、财产的有序传承、社会网络的建构。个人在这个系统中是功能性的存在，个体的感受，并不在婚姻制度设计的考量之中。
但是，当爱情成为婚姻的基础，婚姻突然变成了一个“向内”的关系。它开始服务于个体的情感需求、心理满足和自我实现。“我”爱不爱这个人，“我”在这段关系中是否幸福，“我”的人生意义是否得到了实现，这些高度个人化的、主观的问题，重要性压倒了一切。
婚姻制度服务对象的转变，也必然导致婚姻的传统功能之间出现结构性的冲突。婚姻作为一个多功能的制度安排，其中的功能原本是兼容的。经济合作、财产继承、政治联盟、子女抚育，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集体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爱情的加入打破了这种兼容性。爱情强调个体选择的自由，这和财产继承要求的门当户对相冲突；爱情追求情感的真实性，这和政治联盟需要的利益权衡相冲突；爱情创造两个人的私密世界，这又和家族要求的服从权威相冲突。
更深层的矛盾体现在时间维度上。传统婚姻功能的实现需要长期稳定性，甚至跨代际的延续。但爱情是一种强烈的情感状态，也面临着激情的衰退曲线。
当一个需要长期稳定的制度被建立在一个本质上短暂的情感基础上，强大的张力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当爱情成为婚姻的主要元素，必然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不是因为现代人更不负责任，而是因为当爱情消退，婚姻就失去了它部分的合法性基础。
《生呀死呀父亲呀》
爱情婚姻的兴起，总是伴随着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传统家族权威的衰落、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它不只是改变了婚姻，它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家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婚姻当然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个观点，对现代人而言习以为常。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全球婚姻制度时发现，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不同文明各自发展出独特的婚姻形式，这些婚姻制度各有各的逻辑，各自演化了数千年。
但是，从十八世纪开始，这套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模式从西欧和北美向全世界扩散。到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社会的婚姻制度都开始朝着这个方向汇聚。
03.
现代婚姻制度如何“一统天下”？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现代婚姻制度？它和传统的婚姻区别在哪里？
现代婚姻制度有几个核心特征。第一，个人的选择取代家族的安排。第二，爱情成为婚姻的合法性基础。第三，国家和法律介入。在大部分国家，婚姻都需要去相关的部门登记，并且无论是在婚内的权益还是离婚，都受到一系列法律的保护。第四，严格一夫一妻制。以及最后，当婚姻解体时，也有相对比较容易的离婚程序。
但是，为什么个人选择、爱情基础、法律介入、一夫一妻、离婚自由这些特征会打包在一起，形成一个看起来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特征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套现代婚姻制度诞生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和北美，是多重力量在特定时空中碰撞的结果。
首先是宗教改革的影响。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否定了天主教会对于婚姻的垄断。路德认为婚姻是世俗之事，而非神圣之事，这为婚姻的世俗化打开了大门。新教还强调了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那这种个体主义精神也延续到了婚姻选择上。
启蒙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过程。洛克、卢梭这些思想家都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比如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到，婚姻应该基于双方的感情和自愿，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
文化上的转变也为现代婚姻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情感动力。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让整个欧洲的年轻人相信，为爱而死是崇高的。简·奥斯汀的小说也告诉女性，拒绝没有爱情的求婚是非常正当的事情。
当婚姻终于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也埋下了高离婚率的种子，因为爱情是会变的。当爱情消失了，婚姻的基础可能也不复存在。
《我选择了不结婚》
但是，只有思想的变革还不够，也需要物质的基础。工业革命就提供了这个基础。工业化创造了一系列受薪的劳动阶层，让个人的经济独立成为可能。人们不再像在农业社会之中依附于土地和家族。工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劳动争取工资，实现经济独立。
城市化也打破了传统的社会控制。在村庄中，个体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被他人注视，但在城市里，每个人都是匿名的、自由的。并且慢慢地，核心家庭就取代了大家庭，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就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人们也就逐渐摆脱了家族权威的束缚。
法律制度的变革也很关键。1792年法国革命通过的《离婚法》把婚姻和离婚的规范权由教会移交给国家民事法律体系，结婚改为由市政官登记，并且在欧洲天主教世界里率先以民事立法而全面承认离婚。随着拿破仑的征服与法典的输出，这一以国家民事登记为核心的婚姻模式影响了欧洲大陆非常多国家的民法传统。
为什么这些转变偏偏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和北美？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爱情突然成为了婚姻的核心？
答案在于，这些历史力量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强化、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对婚姻的垄断，启蒙运动确立了个人权利的观念，浪漫主义赋予了爱情崇高的地位，而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则提供了物质基础——让个人有能力脱离家族而独立生存。这些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窗口。
更关键的是，现代国家的形成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在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行政和财政渗透力有限，国家治理只能依靠家族、教会、地方领主这些中间组织，个体的首要身份是某个家族的成员、某个教区的教徒。正因为此，婚姻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家族之间建立联盟、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个人获得社会身份和保障的途径。
但现代国家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格局，国家越过这些中间组织，直接通过法律、公民身份、税收和福利制度面对每一个个体。与此同时，工业化产生的大量受薪阶层可以不再完全依赖家族养活自己，个人能够从家族网络中独立出来。婚姻也就不再需要承担那么多社会整合的功能，可以退回更私人的领域。
所以，现代婚姻制度的兴起，本质上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国家、世俗化这些现代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套诞生于西欧和北美的现代婚姻制度，最终传播到整个世界，主要通过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所谓的“硬推广”，通过当时的殖民和法律，强行推动殖民者的婚姻制度。
第二条路径是“软渗透”，往往经由文化和消费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家对于婚姻的偏好和看法。比如好莱坞电影对浪漫婚姻的呈现。
第三条路径是制度化，往往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推动。比如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规定了婚姻自由，各种国际公约也要求成员国改革婚姻法。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也包括采用西方的婚姻制度。
很有趣的是，各国在接受现代婚姻制度的同时，都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的改造。比如中国在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印度的法律虽然规定一夫一妻，但实践之中还是五花八门。
这些变形说明，一定程度上，制度可以移植，但文化还是会顽强地重新长出来。
现代的婚姻制度确实征服了世界，但是，这种征服更像披上一层外衣，内核还是各有各的逻辑。表面上，全世界都在采用相似的婚姻法律，但在实践中，每个社会都在现代性和传统之间寻找自己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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