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以道光年间陈用光致子家书为线索，细腻勾勒出清代边疆吏治与家庭情感交织的历史图景。吏目的一生，本来几乎难以留下记载。但作者考据扎实，叙述从容，从一封封家书中提炼出官僚体系的生存哲学与父辈的深切忧虑，展现了父子情感、官场生态和边疆历史，既见时代风云，又显人情温度。
道光年间的一卷家书
文 ｜ 陆蓓容
（《读书》2026年1期新刊）
清代嘉庆末、道光初年间，边疆民族史上有一件大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地区白山派和卓首领的后人张格尔，意图恢复往日的格局，煽动民族矛盾，实行叛乱。道光四年秋、五年夏，他曾经两次侵袭，为乱南疆。清廷未能妥善处理，致失先机。道光六年，叛乱滋盛，清军镇压两载有余，始告成功，于道光八年初生擒逆首，将他押解回京后公开处死。叛乱初起之时，河西走廊就是南疆战场的大后方。有一位江西小伙陈兰豫，官运不佳，此时居然在甘肃供职，免不了被边疆的乱局带入漩涡。
陈兰豫只是个杂流小官，没有留下著作，很难知道他如何看待这场突如其来的差事，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好在他有一位官至四品的父亲陈用光（一七六八至一八三五）。陈用光是正经读书出仕的，以廪贡生考取嘉庆庚申（一八〇〇）顺天乡试，次年（一八〇一），三十四岁上中了进士，以后一路翰林、学士、学政、侍郎，都是京官。他有四儿七女，陈兰豫是最小的男孩，考运不佳，所以才靠父亲托底运作一番，送到远方谋了个事做。这远方，就是甘肃静宁州（今平凉市静宁县）；官职，则是“州吏目”，一个负责刑名，兼掌文书的从九品低级职位。
《清代学者象传·陈用光》
兰豫一定对父亲颇有感情，保存了许多家书，并且按时间顺序排列，装为一卷。而陈用光也一定“爱怜其少子”，自儿子离家之日起，寄信不辍，陆续传授了许多道理。这些“道理”之中，既有修身立德的高尚理念，也有迎合领导、摆平同事、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的“职场经验”，令读者感慨人性确实复杂。
身为儒家教育体系下的成功者，陈用光确实认为年轻人应当修身立德，好好工作。他知道初出茅庐的孩子无拘无束，极易为恶习所染，便和妻子一同加以劝阻，反复要求兰豫戒酒。明知社交场合中酒局难免，就让他抬出父母之命来做挡箭牌。嫖赌自然比酗酒还要糟糕，尤其令他担心。道光五年五月廿九日（一八二五年七月十四日），得知儿子身边一名号为“葵庄”的亲戚好赌，陈用光回信便说：你既然劝不住他，可以作罢。不要为此失去了亲戚情谊。但是在你自己，却是“不可软面皮”。若有人嘲笑你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洁身自好，不肯与人赌赛，你千万要顶住压力。赌博易于成瘾而难于戒断，“汝若下水，便拔脚不出矣”。
[清]陈用光撰《太乙舟文集》卷一《论攻滑县贼折子》
这样大白话一般朴实恳切的劝言，应当出自真心。但这位父亲毕竟老于宦海，也深谙两条腿走路的道理，为儿子经营起人脉来不遗余力。譬如，嘉庆、道光年间最著名的武将杨芳，字诚村，当时正提督陕西固原。陈用光写信给杨芳时，就打算好了要让陈兰豫从甘肃转交，并嘱咐儿子：你可以在我的信之外加一封禀帖，同时寄去。杨芳和我是结义兄弟，感情很好，你该向他介绍自己。道光五年初秋的一封信，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这一年是乡试之年，陈用光也得到考试差使，于离京出差途中寄出一通短简，对儿子说：
刘筠圃师处，汝应作一禀贺喜得差兼请安方是。但此刻不必汲汲，须打听回朝时，或放何省学政时寄往何省去。陆平泉、那竹汀两师皆应作禀，在京时甚亲热，岂到甘时忘之耶？平泉师虽未屡见，然亦曾为汝作书也。凡事不可过板抽板。汝作小官，尤宜知此意。
筠圃，即刘彬士（一七七〇至一八三八），与陈用光进士同年；陆平泉，名以庄（？至一八二七），嘉庆元年进士；那竹汀，名清安（一七六七至一八三四），满洲人，嘉庆十年进士。过去乡会二试，举子得称考官为师。考察这三位的履历，似无重合，但分别在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十八年（一八一三）、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参与过顺天乡试工作。不难猜测，兰豫恐怕以官二代的身份在北京考过举人，然而三战三败，这才放弃了正途进阶之路。
[清]陈用光撰《太乙舟诗集》卷一《勖幼儿兰豫二十初度》
道光五年，正逢刘彬士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对清贫的京官们来说，简放学差既是荣耀，也有实利，确实值得高兴。若能外任三年学政，主持地方风雅，更是美事。所以陈用光让儿子写信向刘老师表示祝贺，但又告诉他：写这样的信不可过于刻意。最好巧裁天衣，找个恰当的时机。他又连带提起另两位大人，教导说：有求于人时万般亲热，一旦殊途就不复闻问，实属不智。良好的关系在于维护，你应该真把老师们放在心里，时时捎信请安。屡次落榜的儿子，是否会觉得无颜面对老师，提起笔来就萌生几分尴尬？陈用光显然并不在意，要么不觉得此事可能关乎自尊，要么，他认为，对一个没有根基的小官来说，社会关系比自尊更有意义。
这样一位父亲得知边疆异动，会让儿子尽书生报国的责任，还是要求他不可轻举妄动呢？在历史现场之中，他几乎本能地选择了后撤。五月廿九日（一八二五年七月十四日）札开头，陈用光向儿子询问：“青海事体如何？便中可详寄我。此差吾不望汝得之。若派汝，汝须有识见才情，途中迟速缓急，步步留意，便可练出用兵学问来。此事非有学问人不能办，我所以不望汝得也。”
《太乙舟诗集》卷一《入江南境候吏来迎因忆幼子兰豫却寄》
这里的“青海事体”，语焉不详，无法判断它与张格尔事件的直接关联。不过，这一年正月，陕甘总督那彦成奏请沿边会哨，亦即要求中央责成甘肃提督提高日常巡查质量，加强监督，防范边疆乱局。五月廿日，那彦成又会同西宁办事大臣穆兰岱上奏，为了禁绝内地人民与藏民私相贸易与来往，“严饬沿边文武员弁查拿偷渡贼匪及透漏奸徒”，并且在西宁康家寨堡（今属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加紧巡防（《那彦成青海奏议》，275—278页）。陈兰豫在甘肃，虽是文职，也要干“作文、巡捕”两项工作。其差使若在这两件本职之中，其实还不怎样危险。但父亲已经紧张了起来，劝道：你是个没本事的，不必去争取相关机会，为了几个钱直面危险，实在不值。
这一时期前后，清廷对张格尔本人的动向已高度关注。四月丙寅（五月二十六日），伊犁将军庆祥查探了张格尔的下落，当时他非常狼狈，从者寥寥，游移无定，一副无力反扑的样子。到了五月癸丑（七月十二日），也就是陈用光寄信前两天，局面陡然一变。这天道光帝上谕有云：
逆裔张格尔自上年九月经官兵剿捕，窜投喀拉提锦，又来至伊尔古楚卡伦外，仍图窥犯。因防捕严紧，仍复远窜，差人投降数次，经永芹等叠派伯克护卫出卡申约晓谕，该逆始终犹豫，诱约奈曼部落布噜特比等不从，退移二十里外，窜去无踪。狼子野心，情殊狡诈。……该逆如敢再来，该大臣当相机尽力歼捦，不可轻信其言，致堕奸计。（《宣宗实录》，卷八十二）
卡伦即哨所之意。原来，经过上一年的交锋，张格尔非但不是真心投降，反而数度接近哨所，窥探清军虚实。道光皇帝下定决心，敌方如若再犯，就要努力剿灭。在此后几卷《清实录》里，张格尔反复滋扰哨所，清军镇守应对的镜头越来越多。到了十月，张格尔又在一次侵扰后远窜，但喀什噶尔已然混乱，回民们惶恐不安，清廷只好增派官军人手前往当地维持秩序。不久后（十二月六日），朝廷就为军情进行了人事调动：以大学士陕甘总督长龄署伊犁将军，陕西固原提督杨遇春署陕甘总督，命署陕甘总督鄂山回陕西巡抚任，调湖南提督杨芳为陕西固原提督。
这些人，要么是陈兰豫头上好几层的大领导，要么是与陈氏家族有过公私接触的高级官员——得知杨遇春任陕甘总督之后，陈用光甚至在信里问过儿子，杨少保的字号是什么？“少保虽不知我，然闻其为人有名将风格，自必知人善任使。又其子河南方伯是钟溪门人，若问及钟溪，自必另眼看汝。”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说：杨遇春虽然不知道我，但他儿子考科举时，出自我隔房侄子陈希曾（一七六六至一八一六）门下。现成关系虽然没有，大家绕个弯还是世谊。你若面见杨大人，可以寻个适当的时机，说一句陈希曾是你堂哥，必得其格外亲厚。
杨遇春画像（来源：wikipedia.org）
然而，与领导好好相处是一回事，被领导派去打仗是另一回事。这时，道光五年已交了冬天。南疆寒冷，加以冰雪渐至，攻守双方都受限于天气，张格尔撤退至哨所外五六百里的地方。在一线领军的庆祥、永芹两位将军，仍然奉命设法拘捕逆首，而新封的伊犁将军长龄也正在赶赴任所。十一月癸卯（十二月二十九日），道光皇帝命令酌情为喀什噶尔增添驻派人手。已从伊犁派去官兵一千名，但恐怕仍然不够。他要求长龄将军到任后，判断实际情况，上奏禀明，一旦缺员，就从附近各城调人前去，以壮声威（《宣宗实录》，卷九十一）。
道光帝的圣旨颁下后九天，陈用光又给儿子发出了长信。前半从略，中后段云：
喀什噶尔之行难以遥断。我舐犊之爱，自不愿汝作此远行，然或制府以汝为能伍事，要带汝去，亦无妨，但汝自己不必要去耳。我料此事未必用兵，杨制府老成持重，非喜功生事之人，能知以羁縻勿绝为抚彝要着，则制府未必行也。即或不能不行，亦但身临近边之境，遥为声援而已。汝在外，总须时刻以小心谨慎四字勿忘却为念……
这里的杨制府，正是杨遇春。不知是兰豫来信提起了张格尔事件近况，还是陈用光在朝堂里听闻了近期的局面。杨遇春会不会选拔一批人员同去前线，兰豫到底要不要跟从，就成了此后的焦点话题。此时，陈大人把希望寄托在领导身上，认为杨氏并非贪功冒进之人，不会贸然前往。于是要求儿子先拿定一个不主动也不拒绝的态度，但若是被领导看中选上，也无妨跟去，在前线附近叫叫好，给军士们加油鼓劲。无论如何，必须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上。此际的局面必定让老陈深深忧虑，十二月初九（一八二六年一月十六日）的信里，他又找补了一句：“至喀什噶尔之行，则不愿汝去，杨制军老成持重，明于事机，必不轻举妄动也。”并在“不愿汝去”，与“必不轻举妄动也”两处密密加圈。
可是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平乱意志非常坚决，地方执政人员难以推拒。很快，道光皇帝再度发出上谕，要求准备兵马粮草之外，不拘一格地拣选人才：“然总在用人得力，方能集事。无论满汉官兵以至回子伯克人等，何人堪用，各尽所长”，并强调务须相机行事，当敌军接近哨所时出兵歼灭。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八记载，道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26年1月25日）前后，道光皇帝针对平乱再次发出上谕（来源：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不到半个月之后（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历史上的道光五年已进入真正的尾声。陈用光从同事那里听到些情况，又补书一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昨秀年伯来云，喀什噶尔断不可去，现在亦断无用兵之事。汝前未随长中堂去，甚好，使我稍放心。”长龄为文华殿大学士，故称中堂。他是十一月初六从四川广元起身赶赴前线的。喀什噶尔路远，时节又天寒地冻，陈用光写信之时，长龄还未必到任。他恐怕是在途中经过兰州，捎带着挑选随员，而兰豫不曾报名。明知此时凛然严冬，仗打不起来，做父亲的还在积极打探消息，力图让儿子立于真正安全的境地。
传世的家书就写到这一回为止，而在历史时空之中，战况又拉锯了一年多。道光六年夏天，张格尔势力扩张，侵入哨所。七月癸巳（一八二六年八月十六日），清廷又派署陕甘总督杨遇春统领大兵前赴回疆，筹办剿捕事宜。空出的陕甘总督之位再度由鄂山署理。这一天的上谕尤其关心人员与后勤两大问题，要求杨遇春自行挑选随员，与布政、按察两司算定粮草，报给鄂山限时筹措。秋天，喀什噶尔遭遇围城七十天后陷落，将军庆祥自杀而死。道光七年三月，杨遇春光复四城，班师入关；八年正月，杨芳才完成了生擒张格尔的大业。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战图》第八幅描绘了生擒张格尔的场景，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显然，在这漫长的时日之中，无论身处何方，陈兰豫和他的同事们都会过得紧张而艰苦。要么成为前线的文书工作者，终日羽书飞檄不得安宁，要么就在后方安排勤务，在急如星火的期限内，一次次输送军需物资。陈用光一定非常着急，时刻牵挂着家中最小的孩子。如果兰豫真去了新疆，交通不便，恐怕连信也难通几回了。
该当如何评价这位父亲呢？他自己亲口承认的“舐犊之爱”，确实最好。书信里的陈用光，是一位尚属良善的普通人。他顺应于无形的社会环境，接受了其间主流的规则，不深思这一条与那一条会不会有矛盾，以此可以一边让儿子做个有操守也有技术的好官，一边帮他疏通关系，制造好感，铺好晋升之路。他真诚地相信这二者缺一不可，虽认为升官不急在一时，又坚称好官迟早能够“上去”，总有腾飞的一天。
从这些书信看来，一位四品官员的信息渠道和可用资源也不算太多。陈用光的具体安排常常随着人事调整而落空，为儿子牵线搭桥的各种布局行动，似乎也难以尽数兑现，常要寄希望于机遇和运气。平安日子里，他鼓励孩子黾勉从事，哪怕只是装出一份勤谨，在上司面前挣些印象分；嗅到打仗的风声，又先是揣摩人性，不信真打，再是反复要求孩子不许去。尽管理论上说，文官序列里的底层人员，真到前线也只能打杂跑腿，未见得捐躯赴国难。而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永远是孩子，是可以被历练，却容不得闪失的千金之子。好官也要有命做，爱民与牺牲间相去天壤，父亲心里一片清明。
《太乙舟文集》卷三《四子字说》
吏目的一生，本来几乎难以留下记载。陈用光的护犊之心有何着落，原是不得而知。而陈兰豫的名字竟然曾在官修史书中闪现过一次。那是一部《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通常认为成于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收录了关于张格尔之乱的各种文书。道光七年十月戊子（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四日），论功行赏之际，署陕甘总督鄂山等官员向道光皇帝保奏“关外办理粮台出力人员”，请予鼓励。上谕批复中有这样一句：
甘肃静宁州吏目陈兰豫、陕西雒南县典史徐旭，俱着各归原省，以府经历、县丞即补。（《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四库未收书辑刊，五辑五册，476页）
《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五十二记载了张格尔之乱平定后陈兰豫的着落（来源：digital.staatsbibliothek-berlin.de）
两年前的冬天，老父亲提心吊胆，怕儿子的活计被同事架空，升职机会被谣言搅黄，怕他被带往前线，一不小心呜呼哀哉。原来，在这边境不平的岁月里，兰豫到底是去了嘉峪关外，承担支应粮草的后勤工作。好在这活儿不要命，并且因此得到一个八品的县丞帽子，升了官。可从此，陈兰豫的名字又几乎消失在故纸堆中。仅能根据光绪年间陈家后人参加科举考试时的朱卷履历查知，他一直在甘肃工作，没有再回到故乡。
兰豫下一次见于常见文献是八年之后。在陈用光的墓志铭中，循例记录儿女情况的位置上。那个久为父亲牵挂的幼子，成了“高台县县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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