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得利斯发布公告，对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一次股权转让收益的1485万元被错误地计入了投资收益而非资本公积，让一家上市公司从微盈变成亏损。
这一幕似曾相识。两个多月前的4月30日，A股年报披露截止日的深夜，五粮液曾扔出一枚更重磅的炸弹。前三季度营收从609.45亿元下调至306.38亿元，归母净利润从215.11亿元修正至64.75亿元。
303亿营收凭空消失，150亿利润化为乌有。同样是“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五粮液的理由是“基于对2025年业务模式的梳理及谨慎性原则，调整收入确认相关核算”——简单来说，就是把过去“发货即确认收入”的旧账，按“终端动销再确认”的新口径重新算了一遍。
一个是千万元级的科目归类错误，一个是百亿级的收入确认模式变更。体量悬殊，但内核一致：已经披露的财报，说改就改了。
而上市公司给出的理由永远是那几个字——“会计差错”“谨慎性原则”“诚挚歉意”。说得多了，不免让人想问一句：如果连年报都可以事后大修，那季报、半年报还有可信度吗？投资者又如何根据当期数据做决策？
最重要的是，“差错”二字，正在被滥用。会计准则的确复杂，财务工作也确实繁重，出点差错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差错”的边界在哪里？得利斯是在转让子公司宾得利11%股权后，未准确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四十九条关于特殊交易的规定。根据公告，转让完成后得利斯对宾得利的持股比例变为89%，宾得利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这笔1485万元的转让收益按规定应计入资本公积而非投资收益——属于具体条款的理解偏差，好歹还算“技术失误”。五粮液呢？一家年营收数百亿的行业龙头，在年报截止日最后一刻突然发现过去三季度的收入确认“不谨慎”了——而就在几个月前，这些数字是公司自己编、自己审、自己发的。业务模式三个月内天翻地覆了吗？会计准则一夜之间变了吗？都没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时间节点。五粮液原董事长曾从钦于2026年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两个多月后，新管理层将前任任内的数百亿营收一笔勾销。压低基数之后，2026年一季度营收228.38亿元，同比增长33.67%；归母净利润80.63亿元，同比暴增82.57%——“深蹲起跳”的姿势标准得令人不安。有评论尖锐地指出，这本质上不是“差错”，而是“操作”。
财务报告是一份法律文件，不是草稿纸。《证券法》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一家上市公司从编制财报到审计机构出具意见，再到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外披露，中间经过多少道流程？如果最终还能以“会计差错”为由推倒重来，那这些流程的意义何在？那些拿着真金白银、依据已披露财报做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他们的损失谁来承担？
得利斯在公告中表示“进行了全面自查和深刻检讨”，五粮液则用“诚挚歉意”轻描淡写。道歉的成本太低，而“差错”的红利太高——可以一次性出清历史包袱，可以为未来制造增长基数，可以给市场一个“新管理层新气象”的叙事。当“会计差错”成为一种可以主动选择的工具，财报的严肃性便荡然无存。
值得警惕的是，类似的案例正在增多。4月28日，华宇软件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将2025年政企数智化新增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2025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营业收入分别调减2885.72万元、6058.44万元、6746.01万元。同样以“会计差错更正”之名，同样涉及收入确认这一核心会计判断。7月10日，华宇软件及董事长郭颖、财务总监刁悦凯因此收到深交所监管函和北京证监局警示函。
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案例中，会计师事务所始终缺席。像得利斯和五粮液的年报都经过了审计机构的审核——既然财报已经“审计通过”，如今又“发现差错”，审计师为何没有在事前发现？是专业能力不足，还是另有隐情？审计这个“看门人”角色何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投资者救济路径。依据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因信赖已披露年报而买入股票的投资者，是否有权向公司及审计机构主张赔偿？当一份财报可以在事后被轻易推翻，投资者的交易决策依据何在？
如果每一次“差错”只需一纸公告和一通道歉就能过关，那下一次谁还会认真做账？当华宇软件因会计差错被出具警示函，当市场对“财务洗澡”的质疑声此起彼伏，监管不能止于“事后纠错”，更应追问：这些“差错”究竟是技术失误，还是有意为之？
资本市场的基石是信任，而信任的基石是真实。财报数字可以波动，但编制财报的态度不能儿戏。既然选择了上市，就要对得起“上市公司”四个字。财务人员可以犯错，但“犯错”不能成为万能挡箭牌；监管可以包容，但包容不能没有底线。
当“会计差错”成为上市公司标配的道歉模板，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份份被修改的报表，更是整个市场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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